1947年邓小平被困困境中股市股票配资，国军旅长廖运周为何暗中放出一条生路？
1946年深秋的徐州，淮海路尽头的军官俱乐部传来锣鼓声，黄埔五期出身的一一〇师师长看似在喝茶听戏，心思却早已飘到千里之外的太行山——那里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正在为下一步突围苦苦筹划。看台灯光闪烁，他暗暗掐指算着距离黄河开冻还有多长时间。
与许多同僚相比，廖运周的“牌面”并不算差：师部装备充足，番号体面，进出皆有警卫随行。然而，少有人知道这位“蒋委员长的嫡系”早在1927年南昌城头就握过枪杆子。那一年，他跟着叶挺、周恩来举义旗，血染八一起义后才转去西北军，身份成了半公开的谜。
表面依旧佩戴青天白日勋章，心里却装着镰刀斧头，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并不比前线炮火小。为了掩护自己，他照章练兵、例行公事，另一手却悄悄织网：一二营里替换骨干，后勤处换上老同学，连军需库的账冊也由地下党人接手。军中议论四起，参谋长私下揣测：“咱师长最近怪得很，是不是要另有打算？”“嘘，少打听，不想掉脑袋就闭嘴！”警卫在门边狠狠压低声音。
蒋介石此刻正在南京忙着布置“重点进攻”，打算一口气啃下陕北，再顺势合围晋冀鲁豫。他以为把晋冀鲁豫野战军拖在太行山，就能削弱共产党主力。于是调走了晋南一带三个整编师，只留下廖运周的部队与几支杂牌守黄河。纸上演兵终归是纸上，黄河自古天险，却也怕人心先垮。
鲁西南的田埂上，刘伯承和邓小平正在雨中研究渡河计划。留在一旁的联络员刘浩递上廖运周的暗号信——左下角那朵红色小梅花提醒二位将领：对岸有人在帮忙。邓小平说：“廖师长的桥，咱得抓住。”刘伯承点头：“河水退得快，动作要比他更快。”
廖运周的“帮忙”其实分几个层次。明面上，他命令部队“剿共”演习，夜里却放松岗哨，允许大河滩出现可疑船只。暗中，他给驻防各团下达“以工代赈”指令，让士兵帮助百姓挑水、收秋，换来百姓主动关门闭灯、不通风报信。地主豪绅被贴上罚征粮草的单子，却又被告知“交了就保你全家平安”。这种“劫富济贫”在国军里显得离经叛道，却精确击中了地方社会的矛盾——老百姓第一次盼着这支“官军”别走得太早。
1947年7月初，黄河水面仍带着残冰，夜风寒得刺骨。一一〇师在阳谷县以北负责警戒，廖运周借口“机动演习”把两个团向西侧拉空，故意给防线挖了个长达十里的口子。7月2日凌晨，解放军趟着齐腰深的激流硬是冲了过来。枪声大作，只是对岸的机枪哑火了半数以上。天亮后，国军电话线里一片杂音，前敌总指挥部的口令延迟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下达，时机早已失去。
此时的南京气氛骤冷。史料记载，蒋介石获悉“刘邓大军渡河成功”后，皱着眉在作战地图前踱了十几圈，扔下一句：“怎么连一座黄河都守不住？”无人敢答。兵力调回的决定，俨然成了刀口上的裂缝。
强渡成功后，解放军席卷鲁西南，国军阵线节节后撤。廖运周表面“撤至后方整补”，实际是为了给起义争取时间。师部车队途经商丘，他放慢行军速度，借口“征米”，让士兵四散相机而动。副官刘浩趁夜赶往刘伯承指挥部，带回一句话：“刀熟了，等时机。”
1948年秋，淮海战役蓄势待发，各路兵团在徐蚌集结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成了蒋介石“救命锤”。可这把锤子刚举起来，柄就被人锯断。11月下旬，廖运周把师部开进双沟镇，紧挨黄维右翼。他在作战会议上突然提议：“我师疲惫，愿退至后方整补。”军参谋部犹豫再三批准。就在批准电报落章那一刻，廖运周已暗令所属炮兵拆掉枪机，装进木箱原地封存。
11月27日拂晓，双沟镇方向响起枪声，却是倒着打。百姓躲在屋后偷看，只见一一〇师士兵把青天白日旗降下，换成红旗。有人惊呼：“这就算起义了？”“别出声，看看形势再说。”镇上的老木匠小声劝邻居。半天后，刘伯承的突击纵队赶到，与起义部队无缝衔接。黄维侧翼被撕开，增援路线断成两截，围歼战正式收口。
蒋介石此刻只能电令空军“全力支援”。可空中投来的一箱箱补给多半落在了解放军手里。淮海平原的冬雾遮住视线，却遮不住崩溃的军心。12月16日，黄维兵团在陈官庄被全部歼灭，淮海战役大局已定。
战后，廖运周携师部分转编入华东野战军，番号改为二十二军。审干时，他坦言多年潜伏的经历，只留下一句轻描淡写的总结：“军人拿枪，是为百姓，不为徽章。”曾经的双重身份就此尘埃落定，而那条在黄河滩上默默让出的生路，最终把战争的天平推向了决定性的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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